卡斯楚如何將美國CIA耍得團團轉？ 《叛逆者團隊》：「多樣性的缺乏」對於CIA是種諷刺，間接釀成911事件的悲劇 【影片】前中情局情報員看戰爭與衝突：「每人都深信自己代表正義」 【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】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，每週獨享編輯精選、時事精選、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。

比起「多贏」，真實世界比較接近「零和」：只要有人贏，就有人輸。有錢人有有錢人的辛苦，在《我是一個媽媽，我需要柏金包。

學歷鄙視很蠢，因為學歷鄙視是零和世界的重要零件，讓所有人都過得更糟。如果意義和尊嚴的機制來自價值觀，而價值觀可以透過意識調整，我們有機會藉由這種調整創造出多贏世界嗎？ 本文經Readmoo閱讀最前線授權刊登，原文發表於此 【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】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，每週獨享編輯精選、時事精選、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。零和世界和多贏世界的差別並不是物質的差別，而是精神和心態的差別，以常見事實來說，似乎人類要活得有意義和尊嚴，得把其他人踩在腳底下。這些追求有時候是純粹的挑戰自我，有些是多人競爭，但即使是後面這種情況，大家追求的也不是贏別人來顯得自己比人厲害，而是在競爭當中學習和激勵自己超越過去的自己，培養新的技能，獲得新的體驗。在美國矚目的耶魯大學撤銷入學資格案件裡，足球教練梅雷迪思（Rudy Meredith）收了辛格120萬美元，為學生的「足球專長」掛名保證。

受鄙視當然不是什麼好事，但如果沒人輸，贏有什麼意義？如果輸家不受鄙視，怎麼能襯托贏家奪得的地位和尊敬，是吧？ 多贏世界 這世界乍看之下有許多競賽，但其實不然。這世界的人們都各有自己專注追求的事物，但也懂得欣賞其他東西，包括不停有人發明出來的，過去從未出現的其他追求。八世紀前半的《慧超往五天竺國傳》也有同樣記述，西域北道與帕米爾山中為小乘，南道的于闐為大乘，但是烏萇改為大乘，犍陀羅與喀什米爾則改為大小二乘。

尤其是粟特自古即為佛教國家、初期漢譯佛典譯者的康姓佛教僧人，全都是粟特本國的粟特人、粟特人從二到三世紀間是向中國傳布佛教的主要民族等，這些在日本東洋學界根深柢固的一般說法，都被吉田一一駁斥（吉田，二〇一〇b——一七a）。其次是以西亞為中心，從北非擴展到東南亞島嶼的伊斯蘭教文化圈（阿拉伯文字與近代波斯文字相同），以及從印度、斯里蘭卡到中南半島的南亞佛教文化圈（佛教或印度教，與印度系文字），而最東方則有東亞佛教文化圈（佛教或道教，與漢字）。這種文化圈的框架有助於理解世界史，而要探查究竟何時、如何誕生的話，我們不得不去理解八世紀前後的歐亞情勢（森安，二〇一〇，三頁）。另一方面，出身安息帝國的初期譯經僧安世高、安玄，以及康僧鎧、康孟詳、康僧會等，具有粟特人姓氏的僧人，不是前往巴克特里亞、犍陀羅等貴霜帝國治下的佛教盛行地學習佛教，就是與經營絲路商貿的家人一起在遷居地改信佛教。

在敦煌、吐魯番發現的粟特語佛典，並不是漢朝的作品，幾乎全部是唐朝從漢文佛典重譯過來的，由此可知粟特人來到中國後才歸皈佛門的例子很多。自古以來，宗教的傳播與遠距離貿易商人的活動可謂一體兩面，所以站在歷史學的立場，著眼於宗教，就能看見當時經濟活動的實像與社會的變化。

瑣羅亞斯德教、印度教和道教分別是伊朗系各民族（包含波斯人和粟特人）、印度人與漢人固有的宗教，所以並沒有打算向異族傳教，而佛教、基督教、摩尼教、伊斯蘭教都有創始者，屬於以布道為志向的普世宗教，從誕生地向其他地區傳播，除了摩尼教以外，其餘都成為流傳到現在的世界性宗教。後來，征服龜茲的前秦武將呂光將他帶到中國，學習漢語過了許多年，又被接到後秦首都長安。再往西走，到了帕米爾山區和跨越高原後的烏萇、犍陀羅屬於小乘學。實際上，大乘學徒也會學習小乘部派的律，作為僧侶的生活規則，所以大小乘兼修很常見

瑣羅亞斯德教、印度教和道教分別是伊朗系各民族（包含波斯人和粟特人）、印度人與漢人固有的宗教，所以並沒有打算向異族傳教，而佛教、基督教、摩尼教、伊斯蘭教都有創始者，屬於以布道為志向的普世宗教，從誕生地向其他地區傳播，除了摩尼教以外，其餘都成為流傳到現在的世界性宗教。再往西走，到了帕米爾山區和跨越高原後的烏萇、犍陀羅屬於小乘學。北傳佛教 二世紀初期，東漢王朝撤去設置在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的西域都護，統治西突厥斯坦——西北印度的貴霜帝國將勢力伸及塔里木盆地，佛教從犍陀羅、巴克特里亞傳入此地。但是，經由絲路傳布的宗教並不是只有這兩種，瑣羅亞斯德教、基督教、摩尼教等宗教也藉此傳播，寺廟、教堂和清真寺一座座建立，王公貴族、商人們用蓄積的財富捐給寺廟豪華的裝飾和美麗的壁畫，為行路安全等各種心願祈禱，而寺院則靠著慷慨喜捨的金錢財物維持運作。

但是如果著眼於宗教與文字，二十世紀前半以前的歐亞世界，大致可以區分如下。八世紀前半的《慧超往五天竺國傳》也有同樣記述，西域北道與帕米爾山中為小乘，南道的于闐為大乘，但是烏萇改為大乘，犍陀羅與喀什米爾則改為大小二乘。

但現在，這種看法都被我和世界知名的粟特學者吉田豐所否定。藉此將過去視為禁忌的佛陀形象，化為佛像的造形，對後世的佛教藝術帶來莫大的影響，為佛教傳布到西域、中國、朝鮮、日本貢獻甚巨。

相對地，支婁迦讖、支謙等支姓的譯經僧，則可視為出身自月支（月氏），也就是巴克特里亞。尤其是粟特自古即為佛教國家、初期漢譯佛典譯者的康姓佛教僧人，全都是粟特本國的粟特人、粟特人從二到三世紀間是向中國傳布佛教的主要民族等，這些在日本東洋學界根深柢固的一般說法，都被吉田一一駁斥（吉田，二〇一〇b——一七a）。佛教從西北印度的犍陀羅、喀什米爾、西突厥斯坦的巴克特里亞等地傳入中國的途中，塔里木盆地的綠洲都市國家肩負起重大的橋梁角色，具體來說在天山南路有西域北道的疏勒（喀什）、龜茲（庫車）、焉耆、高昌（吐魯番），以及西域南道的莎車、于闐、樓蘭等國。其中代表性的一支「說一切有部」，在操吐火羅語的吐火羅佛教大本營——西域北道的龜茲和焉耆盛行，尤其龜茲是小乘教學的一大中心地。自古以來，宗教的傳播與遠距離貿易商人的活動可謂一體兩面，所以站在歷史學的立場，著眼於宗教，就能看見當時經濟活動的實像與社會的變化。其次是以西亞為中心，從北非擴展到東南亞島嶼的伊斯蘭教文化圈（阿拉伯文字與近代波斯文字相同），以及從印度、斯里蘭卡到中南半島的南亞佛教文化圈（佛教或印度教，與印度系文字），而最東方則有東亞佛教文化圈（佛教或道教，與漢字）。

實際上，大乘學徒也會學習小乘部派的律，作為僧侶的生活規則，所以大小乘兼修很常見。以前將佛教中所謂的北傳佛教稱為大乘佛教，而傳播到斯里蘭卡、東南亞的南傳佛教稱為小乘佛教，其實並不正確。

後來，征服龜茲的前秦武將呂光將他帶到中國，學習漢語過了許多年，又被接到後秦首都長安。相對地，西域南道操伊朗系于闐語的于闐，很早就是大乘佛教的中心地。

而且，貴霜帝國通過絲路，與東漢和羅馬帝國密切接觸，所以，一方面成為中國的絲綢運往西方的中繼站，另一方面也從西方接納希臘化文化，在其統治下開創了犍陀羅藝術。在敦煌、吐魯番發現的粟特語佛典，並不是漢朝的作品，幾乎全部是唐朝從漢文佛典重譯過來的，由此可知粟特人來到中國後才歸皈佛門的例子很多。

本書跟隨原史料的表現，不稱小乘佛教，而叫作上座佛教或部派佛教。這種文化圈的框架有助於理解世界史，而要探查究竟何時、如何誕生的話，我們不得不去理解八世紀前後的歐亞情勢（森安，二〇一〇，三頁）。所謂的文明圈或文化圈的定義，也愈來愈模糊。過去流傳著一種看法，認為粟特佛教對回鶻佛教有直接而強大的影響，又或者說粟特人在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時，發揮了重要的角色。

例如：出身龜茲的鳩摩羅什最初學習小乘，前往小乘聖地犍陀羅——喀什米爾留學，接著又遊學西域各地，於喀什噶爾師事來自莎車的高僧，修習大乘學後，回到龜茲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世界的全球化愈漸發展，成為無疆界的狀態。

鳩摩羅什受到國家的庇護，將大量佛典譯成漢文，是中國佛教史前期最大的功臣。說到「絲路的宗教」，最先想到的是佛教，與近現代在中亞穩定發展的伊斯蘭教吧。

所以中國、朝鮮、日本的佛教自然都屬於大乘佛教。另一方面，出身安息帝國的初期譯經僧安世高、安玄，以及康僧鎧、康孟詳、康僧會等，具有粟特人姓氏的僧人，不是前往巴克特里亞、犍陀羅等貴霜帝國治下的佛教盛行地學習佛教，就是與經營絲路商貿的家人一起在遷居地改信佛教。

依據五世紀初法顯所寫的《佛國記》，鄯善和焉耆皆信奉小乘學，而于闐與其西方的子合國（現今葉城）屬大乘學職是之故，這一年被選為代表「改革與試煉的時代」開始的象徵性年度。從東亞史的觀點來看，一八六一年似乎不那麼具象徵性，但從全球史的角度而言，或從本書編者小松久男的專業領域中央歐亞史來看，一八六一年誠然極具象徵性意義。本書共收錄五篇文章，每篇文章各自討論受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衝撃後的世界，闡述下列幾個國家如何展開近代政治制度改革，及民族國家的建構。

克里米亞戰爭對俄羅斯帝國的衝撃無疑是巨大的，除了改變其對外政策外，也導致國內制度的改革。咸豐皇帝於該年病死在熱河離宮，其後則發生辛酉政變，開啓慈禧太后長達半世紀掌握政權的時代。

文：藍弘岳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） 【導讀】改革、擴張與衝突：全球史視野下的十九世紀中期 被本書挑選為開啟改革與試煉之象徵性年度，不是鴉片戰爭發生的一八四○年，也不是「黑船來航」的一八五三年，或是「大政奉還」的一八六七年，而是一八六一這一年。第二章〈站在十字路口上的坦志麥特改革〉討論鄂圖曼帝國。

大清在面臨東北邊境問題之後，也必須開始處理東南沿海的邊界問題。鄂圖曼帝國於一八七七年再次發生俄土戰爭。